“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没有让中国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怒吼。“起来”“前进”“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的雄壮歌声,响彻中国大地,汇聚成一股股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掖县县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发动游击战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1938年3月9日,掖县党组织率领四、五百人、枪的抗日队伍,一举攻克掖县县城,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在攻城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发展到三千七、八百人、枪,同时,建立起胶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

镜头回放到1978年,烟台地区行政公署组织二十多人编撰出版了《胶东风云录》,记录了胶东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这是对胶东红色文化的抢救和挖掘。我负责搜集、查档、采访、撰文“胶东三支队的诞生和发展”。穿越七十多年的时间隧道,展现当时的峥嵘岁月,那些动人心弦的战斗场面历历在目。

一、抗日的烽火在点燃在蔓延

“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卢沟桥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党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做出了《华北决议》。1937年10月,在东北军从事党的兵运工作的张加洛同志受中共山东省委的委派,回到掖县(今莱州市),在掖县大地燃起了抗日斗争的烽火。掖县党的活动开展较早,1930年就建有党的组织,成立了掖县县委,郑耀南同志任县委书记。1933年后,由于上级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掖县党组织与上级失掉联系,党的活动因此处于停顿与消沉状态。张加洛回到掖县后,首先是千方百计找到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郑耀南、郭欣农和王仁斋、李佐长、李勋臣等同志,先后在沟东小学和诸冯小学召开会议,恢复了县委的组织生活。在县委的会议上,张加洛传达了中共华北局的《华北决议》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精神。使大家茅塞顿开,深受鼓舞,明确了形势和任务,坚定了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根据郑耀南的提议,十八岁的张加洛被推选为改组后的中共掖县县委书记,担负起恢复和发展掖县党组织、发动广大民众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武装的领导责任。县委恢复后,大家围绕《华北决议》精神,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一致认为,发动抗日武装的条件业已具备:

第一,日寇大举入侵,华北、山东形势一天天严重,全国军民奋起抗战,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第二,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坚强领导:有中央“七。八”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华北决议》为依据,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靠山;

第三,日寇正沿津浦线向南侵犯,只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时还来不及进犯胶东,这是我们发动抗日武装的大好时机;。

第四,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掖县党组织的基础较好,以党组织为核心,发动抗日武装,这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因素和组织保证。

县委认识到,形势紧迫,任务艰巨,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我们应该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发展抗日武装。但是从哪里入手?是把党员组织起来进行?还是分散各地进行?是小范围发动,还是全县同时展开?……

第二天夜里,县委在朱冯赵崇霄小学里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一)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登记枪支;(二)组建六个分区委,每个分区委都要建立一支外围武装;(三)恢复党刊《红星》,更名《民声》,用以传达县委的声音,指导工作。会后,张加洛起草了《华北抗战形式和游击战争》的文章,通过《民声》发至每一个党员手中。文章正确地分析了抗日形势,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县委决定,进而号召党员立即行动起来,以最大的政治热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发动抗日武装。这样,就使得掖县的全体党员明确了工作方向和任务,坚定了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各界、一致抗日的信念。认识是行动的先导。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当时掖县能积极参加党员活动的只有四五十人,人人都是一颗“火种”。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在全体党员的宣传鼓动下,因日寇进攻、国民党军队溃败逃跑而在部分民众中产生的悲观情绪和苟且偷生的想法得到有效扭转。县委下属的每个分区委普遍组建起名称不一的党的外围武装组织,如三分区委的“战地服务团”,四、五分区委的“抗敌前进队”、“抗日除奸队”,六分区委的“抗日义勇队”,七、八分区委的“抗日锄奸队”等抗日武装。各区的武装组织多者六七十人,四五十支枪,少者十几人,三五支枪,共计二百余人、枪。根据县委的决定,这些武装暂处于潜伏状态,不能公开活动;秘密发动武装的党员,也不能暴露身份,一切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相机行事。

与我党着力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掖县部分国民党人孙会生、徐志皓、赵森堂、杨辅庭等联合组织了“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后来发展到六、七十人,枪三十多支。如何争取团结“民抗”共同抗日,是当时掖县县委面临的紧迫任务。

早在1930年前,掖县就有了国民党党部。赵森堂担任过县党部常委、县督学,在县城还开了个“厉新书店”。他交游颇广,长期以来,把持着掖县教育界。抗战爆发后,他希图趁时局动荡之际,搞起一股势力。在“民抗”领导成员中,他自称“领袖”。

县委认为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管哪个阶级、阶层和哪个党派,也不管他们以前表现如何,只要他们现在愿意和同情抗日,都应该大力支持和团结他们。因此,县委决定派王仁斋同志打进“民抗”,并成为其领导成员之一。王仁斋同志在“民抗”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团结他们中的各种成员,促进这股武装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为以后的联合抗日打下了基础。

正当我党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时候,韩复榘弃城逃跑,济南在1937年12月24日沦陷。山东国民党的地方各级政府,先后土崩瓦解。国民党掖县县长刘国斌,也携带家眷、财款仓皇出逃。各个区队则各自为政,筹粮筹款,敲诈勒索,不一而足。

在这种形势下,县委认为,要统一全县的武装,首先要和“民抗”联合起来。但是,采取何种形式和方法实现联合?怎样在统一联合中保持党的领导权?县委彻夜开会,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把各个分区委秘密发动的武装,作为各个独立的武装单位,把国民党的“民抗”吸收进来,根据各个武装人、枪的多寡,选出代表,组成统一的指挥部。

县委通过王仁斋同志向国民党人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赵森堂并不了解当时我党的武装力量,狂妄自大,听说要联合,就说:“好啊,应该统一起来嘛!”语气中流露出“要统一还不是统一在我赵森堂的名下吗”。为了取得我党在统一武装中的领导地位,县委决定张加洛和六个分区的武装负责人郝香斋、滕绍武、李勋臣、赵冲霄、吴行之等同志,以武装代表的名义,到赵森堂的“励新书店”参加商谈联合抗日的会议,赵森堂以“盟主”的态势抢先发言,说了几句抗日救国、统一联合等空话后,张加洛同志代表各武装组织,简要地讲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全县武装联合起来抗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接着,各武装单位报告了各自的人、枪的数字,然后,张加洛同志根据县委的决议提出“以各个武装为单位,推选代表,成立全县统一的武装领导机构”此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赵森堂也无可奈何只得点头。

经过讨论,将联合起来的统一武装组织命名为“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指挥部分设军事、政治、组织、宣传和外交五个领导席位,郑耀南负责军事、张加洛负责政治、李勋臣负责组织、李佐长负责宣传、赵森堂负责外交。这样“民动”五个席位,共产党人占了四个,取得了领导权的绝对优势。

二、起义的大旗在高举在飘扬

“民动”诞生不久,就经历了一次严重考验。

1938年1月中旬,日寇几十辆汽车开进胶东,很快就在掖县城头挑起来“膏药旗”,成立了维持会。汉奸刘子容,在他女婿张延善等人的簇拥下,粉墨登场,认贼作父,替日寇“坐镇”掖县。这时,掖县城如同闯进了瘟神,商店停业,行人稀少,一片萧条。

刘子容是掖县城附近西刘家村人,他女婿张延善是彭家村人,当过西由小学校长。刘、张二逆长期以来胡说什么“日本是个蚕,中国是桑叶,它吃掉了东北,很快就要吃掉华北,以至全中国,将来天下肯定是日本的”。刘子容早和青岛的汉奸、日本浪人搭上了关系,日夜梦想当个七品县台,暗地里准备了太阳旗。所以,日寇来胶东,刘子容便当上了伪县长,张延善也成了他的秘书和参谋。日寇进入掖县城只呆了两天就走了,留下刘、张两个汉奸和二、三百人的保安队,龟缩在城里。

当时,掖县十个区,每区有一个区队,过去都是地富、豪绅武装,“民团”的变种,各有人、枪三五十、六七十不等,队员大部分是贫苦农民,他们多数有抗日的要求。为了笼络人心刘子容在一次区队长会议上,大肆散布亡国谬论,说什么“抗日是拿鸡蛋碰石头”,“一旦把皇军惹火了,来个大炮轰、飞机炸、机枪扫,咱们可就完蛋了”等等,要求各区队帮他“多多维持”。并委任六区队长周亚泉为掖县警备司令,周亚泉当场拒绝,会议不欢而散。

县委针锋相对。面对汉奸刘、张二逆企图笼络区队作为他们的“维持”力量,县委决定断其羽翼,消灭伪政权。县委党刊《民声》发表了《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的指示,发动党员、队员,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方式,大力争取区队,号召他们起来抗日除奸。针对各区队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策略。由于思路对头,方法得当,形式灵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县大部分区队都归属了“民动”。到1938年2月底,经过四个多月艰苦紧张的工作,由县委自己发动的各股武装,加上沙河(由王寅东、王候山、侯镜清同志领导)、平度北乡(由乔天化、罗竹风同志领导)的两支武装,以及“民抗”和全县十个区的大部武装,共组合了四、五百人、枪的抗日队伍。

伴随着掖县抗日武装如火如荼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共胶东特委于1937年12月24日在文登举行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起义,由此,“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胜利诞生。2月13日(阴历正月十四),三军攻克牟平城,打响了著名的“雷神庙战斗”,燃起了胶东第一把抗日斗争的烽火,更加激励了掖县抗日武装的斗志。3月初,县委决定攻打掖县城,讨伐汉奸刘子容,摧毁伪政权,树起人民武装抗日的大旗,建立人民抗日政府。

县委和“民动”选择六区北障村为基地,安排了两套组织方案,一套是以郑耀南同志为首组成的攻城指挥部,率领一部分党员和“民动”举行公开起义;另一套是由张加洛领导的秘密县委会,带领一部分党员潜伏地方,秘密开展工作,这样,即使环境不利也能相互接应支援,同时有利于保存党的基本实力,不致于“拔根”。

1938年3月1日,指挥部决定,趁城里赶庙会的机会发起攻城。由于准备不周,这次计划未能实现。3月8日夜,第二次攻城开始。掖北的各路“民动”武装,由北障村分两路出发,路经平里店沿公路行进,一路经石柱兰顺大路前往指定的地点——城北八里的玉皇顶集合。下半夜,沙河侯家和平度北乡两支队伍以及全县十个区队的大部都先后赶来。攻城指挥部分别交待任务后,各路武装奋勇挺进,不到一小时,将掖城四门团团围住。

城内城外,一片沉寂。

9日,黎明在即,透过乳白色的晨雾,古城墙垛的轮廓清晰的展现在眼前,城外四厢,沉静无声,城门紧紧关闭着。

原来,按照攻城指挥部的部署,安插在城里的王赢洲和两个保安队员作内应,打开北门,里应外合。没料到,当他们逼近城门、卡住哨兵,刚要开锁的时候,被巡逻的保安队发现了,内应遭到破坏。从梦中警醒的刘子容,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下令死守四门,全城戒严。他带着一部分保安队,慌忙地爬上北门城墙。

“汉奸刘子容!”不知谁大喊了一声。这喊声揪住了大家的视线,城下一双双锐利的目光一齐投向城墙。这时,六区队长周亚泉冲出队列,站在一块高地上高声喊道:“刘子容,今天全县抗日武装和区队都来了,你赶快开门缴枪,不然,只有死路一条。”经周亚泉这么一喊,刘、张两个汉奸又把头探了出来,发出哀鸣:“兄弟实在是不得已,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暂时出来维持维持……”,“刘子容,今天不要你维持啦,汉奸走狗赶快开城投降吧”,武装人员个个舒臂挺枪,疾目痛斥,吼声一片。

一会儿,城垛上传来了拉枪栓的声音,接着,墙垛内探出一排枪筒子,刘、张二逆企图负隅顽抗,妄想拖延时间,期待日军救援。可他哪里知道,与青岛、烟台敌寇联系的电话线早被截断。城内的汉奸、伪军已成了瓮中之鳖。

天色已经大亮了,攻城困难很大。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着,城高壕深,难以逾越。在当时的条件下,既没有炸药和攻城器材,又没有机枪大炮。尤其是刚拉起的队伍,初次上阵,缺乏战斗经验,要硬攻怕是损伤太大。怎么办?孙会生急中生智,提议到乡下把刘、张二逆的家属捉来。

不一会儿,刘、张的家属被朱开印等同志用大车拉到了城下。人们齐声大喊:“刘子容、张延善,你们看谁来了”刘子容一看母亲、妻子瘫在城下,便一头栽在张延善身上。张延善却丢下他的岳父大人,率先溜下城去。树倒猢狲散,伪保安队员纷纷丢下武器,四下逃散。站在队伍前沿的郑耀南同志,指着北门,发出命令:“打进城去,活捉刘子容”!瞬间,攻城部队潮涌般地漫过吊桥,冲向城门。城里保安队的分队长张良臣,见大势已去,忙把城门打开,于是,攻城部队端着长枪,举着大刀,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一般,一齐涌进城里。

县委的基干武装——人民抗日义勇军,冲进北门后,将伪县政府、公安局包围起来。伪保安队、警卫队很快被缴了械,接着,打开牢门,放出了“内应”王瀛洲等人。刘子容、张延善先后被活捉。

初试锋芒,旗开得胜。这座被民族败类窃据两个月之久的古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攻城第二天,“民动”张贴了安民布告。三日后,“民动”改为“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

掖城宣布解放,三支队胜利诞生,掖县人民喜上眉梢,心花怒放,热烈庆祝这一胜利。

三、抗日的队伍在崛起在壮大

三支队成立后,立即建立起支队的领导机构,原县委成员郑耀南任支队长,张加洛任政治部主任,王仁斋先任政治处长,后任统战处长,李佐长任机要秘书,李勋臣任侦查队长,郭欣农掌管财务,吴行之任第六大队政委。

支队紧紧抓住扩建部队这一环节,除将攻城部队一部分留城外,其余全部撤离县城,各回原地,就地发展武装。在扩大武装力量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建立党的基干武装,以原县委领导的抗日义勇队、人民抗敌先锋队、抗日前进队为基础,分别组成特务队、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等基干大队,将沙河、平度两支武装并为第八大队。各基干大队都以党员为骨干力量。

攻城前,赵森堂自荐为攻城参谋长,攻城后,也就“顺理”成了当然的参谋长。他又抢推荐王文峰(原国民党党部常委,在惠民中学任教,攻城前潜回掖县)为秘书长,说王“才华出众,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掖县百里方圆,无出其右者”。此外,还推荐他的几个亲信王春塘、杨辅庭、张显庭、张子敬等,分别担任了大队长和大队副。当时,他们的贪欲和阴谋还没有完全暴露,为了团结抗日的大局,就只好做了这样安排。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支队政治机关广泛印发了《抗日除奸宣传大纲》,阐明我党的抗日政策和策略,指出坚持胶东长期抗战的条件和必胜的信念,提出三支队的六条政治主张:(一)保卫胶东,保卫家乡,驱逐日寇出境;(二)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三)彻底实行民主政治,完成民选;(四)取消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五)彻底肃清汉奸,没收汉奸财产,补充抗日军费;(六)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王仁斋同志还带着政工人员和抗战剧团,深入几个主要区、镇,巡回演出抗日戏剧,教唱救亡歌曲;各大队也在驻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极大的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和决心。

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在较短的时间内,全县出现了参军热潮,父子兄弟争报名,誓赴战场杀豺狼。尤其是一些青年妇女,她们砸碎封建枷锁,剪去长辫,离开家门,毅然走上抗日的战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三支队由攻城时的四、五百人、枪,迅速扩展到三千七、八百人、枪,组建了十七、八个大队,成为我党当时在胶东的一支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

当时,三支队还根据《抗日游击战争》小册子和有关文件,在建立党的基干武装的同时,自上而下地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支队设政治机关,加强了党对武装的领导。在政治部内,设组织、教育、宣传、民选、总务等各科,还有妇救会、抗战剧团等。创办了抗战报(三日刊)。各大队分设政委、政指。以大队为单位建立党支部,并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为了提高政工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支队政治部分批轮训大、中队的政工干部,先后举办两期训练班,学习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理论和方法等。极大的提高了政工干部的政治素质。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在组建部队的同时,三支队积极筹建新政权——抗日民主政府。当时,围绕县长人选问题,赵森堂跳了出来,一心想当县长,可共产党不能让他干。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共产党又不好自己干,处在一种纠结的状态。所以,只好请来个张冠伍。这个人是原韩复榘部八十一师证训处干事,国民党逃散后,他在掖县南黄山拉队伍。当时他表示愿意抗日,倾向共产党,所以就决定让他当了县长。

张冠伍任县长后,政府机构和制度,基本还是旧政府那一套,但他表现积极,三天五日就来支队部汇报情况,议决事情,执行我党提出的各项政策。例如: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三亩地以下免税;推行抗日教育(由邓捷云、孙程九、盛旭东等举办全县教师训练班)。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博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在政权建设上,支队十分重视抓财经工作。进城不久,郑耀南同志就邀请孙康候(社会贤达)、孙会生等人组成财经委员会(“北海银行”前身),统筹全县政府、全支队的财政收支。经过整顿盐务、税收,每月可收入盐捐十五、六万元,加上向大地主、大商、富户征收的抗日爱国捐款,每月可收入三十万元左右。除了解决部队和政府所需的经费外,日后,还支援了胶东区党委、山东分局大批财款。为了改善部队的物资供应和装备,由孙会生负责因陋就简地办起小兵工厂,造出了手榴弹和小型迫击炮;又办了被服厂,为部队制作军装、套褥等被服。到四月初,部队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军容大振。为了制止币制混乱的局面,原青岛中陆银行经理张玉田与郭欣农等人积极筹备发行新纸币。到十月底,一种票面精致美观的“北海银行”币问世了。北海币出,结束了国民党中央、中国和中交三种纸币的一统天下,各地方商人印制的各种证券、钞票也逐渐匿迹。北海币稳定了市场金融,民心大快。不久,北海币就流通全胶东,以至全山东。

1938年3月,莱阳老党员梁辑卿同志、特委交通员俞可范同志来到三支队。不久,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志恒同志也来到掖县。他听完三支队工作汇报后,又提议将三支队党委改为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委,仍由张加洛任特支书记。从此,三支队和掖县党正式取得了胶东特委的领导。

四、反顽的联军在战斗在流血

三支队诞生前后,日寇除占据青岛、烟台、潍县几个点线之外,并没有控制整个胶东。这期间,在我党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有些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少数地主豪绅,也趁机招兵买马,口称抗日,抢占地盘,他们多者有一、二千人、枪少者三、五百人、枪,称号繁杂,各据一方,一时间,“司令”如牛毛,“指挥”满天飞,胶东十八个县市大部分被他们所控制。

1938年初,原平度中学校长,国民党员张金铭,以“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支队”的名义,在平度东乡祝沟成立了司令部,有一千七、八人、枪,自称中将司令。他横征暴敛,为非作歹,到处下“委”,抢占并吞。张金铭还派他的参议王东朗,到掖县送“委”,妄图兼并掖县和三支队,结果被轰走。张金铭恼羞成怒,竟然给三支队捏造了莫须有的“十大罪状”,胡说支队打劫了他的军火船只,扣押其人员等等。他勾结招远的焦盛卿、栖霞的秦毓堂和莱阳的刘东阳三股顽军,于5月6日,分四路向掖县发动突然袭击,张金铭作为主力部队,从正面向掖县城南夏邱堡发起进攻,焦盛卿部向城北朱桥、秦毓堂部向城东北驿道、刘东阳向城东南郭家店同时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摧毁三支队,占据掖县。一时,掖(县)、平(度)、招(远)、莱(阳)边境枪声绵密,硝烟四起。这是在胶东也是在山东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向我根据地发起的大摩擦。

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首先打响了第一枪,我们理所当然地自卫还击,奋起战斗。当时掖县除西北临海,东北、东南和南面同时受敌,内部还有赵森堂、王文峰这样的隐患。在这紧急的情况下,特支委站在英勇自卫坚决还击的立场上,向部队和掖县人民发出了战斗号令,痛斥张金铭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申明我党我军的严正立场和必胜信念,号召全体军民,为彻底击败张金铭的进攻而战斗。同时,支队干部在军事上作了全面部署,并组成前线指挥部,统一作战行动。

三支队指战员义愤填膺,英勇反击,数日内将顽军从突进的地段推了出去。但战斗并未结束,双方在边境上进进退退,形成了拉锯式的胶着状态。

面对胶东国民党顽杂部队向我如此猖狂进攻,我胶东党和武装部队应该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有力措施,将这股反动逆流坚决打退,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抗战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特支委果断而勇毅地决定,由张加洛同志火速赶到黄县,向胶东特委汇报,研究对策,并请三军和进驻黄县的七、八支队给予支援。七、八支队即“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八支队”,是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工委委员张文通和马保三、韩明柱等同志在寿光、潍县一带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共有一千七、八百人、枪。七、八支队东上胶东黄县,为的是休整补充。期间,七、八支队合称为八支队。

5月12日,胶东特委和三军的负责同志吕志恒、林一山、宋澄、曹漫之等同志来到黄县,在八支队司令部举行了胶东特委、三军、八支队和三支队负责同志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胶东抗日形势,认为必须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攻,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稳定胶东抗战面。会议决定由三军、八支队、三支队组成胶东抗日联军,以八支队的马保三同志为指挥,三军的林一山同志为政委,并成立了前敌指挥部,以八支队韩明柱同志为指挥,郑耀南同志为副指挥,张加洛同志为政委。对于怎样打退顽军的进攻,韩明柱同志提出了“要集中几个主力大队,狠打敌人之一股”,由八支队参谋长刘光汉代替韩明柱同志,率八支队四、五个大队,另三军两个中队,进入掖县东南山区。不日,郑耀南等同志在掖县南白沙组成前敌指挥部,研究制定反击张金铭的战略。决定集中四个得力大队,正面突击,速战速决。其他几个大队作后续部队和预备队,相机增援。

第二天拂晓,战斗打响了。我军勇猛地向顽军驻扎的槐树庄、李圩魏家等阵地发起攻击。在我军闪电般的袭击下,顽军节节败退。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夺回四、五个村镇,接着把逃窜到夏邱堡的顽军三面包围起来。

胜利鼓舞士气,士气增强斗志。先头部队很快爬上了围子同顽军交锋。顽军见势不妙,一窝蜂似地拥到南堡,负隅挣扎。我军步步紧逼,顽军无力反击,只好向南逃窜。这次战斗,消灭了顽军一百多名,缴获了一批物资、弹药。但我军在冲进围子时,没有及时肃清残敌,遭到侧击,伤亡了几个中队长和一批战士。

战斗结束后,三支队留下了五个大队,八、九百人、枪,驻守夏邱堡休整,八支队几个大队,由刘光汉同志率领,转移到掖县东南山区待命。

第三天下午四点钟,联军正在小学大院里开会,突然堡外响起枪声,张金铭顽军又偷偷窜回,把夏邱堡包围起来。联军立即抢占围子,迎击敌人。战斗打的很激烈。战士们一面坚持战斗,一面展开政治攻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打掖县是汉奸行为”、“有种的打鬼子去,不给张金铭卖命”、“为抗日牺牲光荣,打内战死了可耻”!句句口号,扣打着顽军士兵的心弦。这次张金铭亲自督阵,组织督战队,逼着士兵往围子上爬。但一次次都被我军打了回去。

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仍不见分晓。支队领导商量,打电话给城里的赵森堂,要他派两个大队从外面包抄,我们从正面打出去。电话摇通了,赵森堂满口答应,可是,一直到下半夜,还没有派部队来。再打电话,也摇不通了。郑耀南同志忿忿地说:“赵森堂是想叫张金铭把我们压在这里吃掉。这家伙真毒啊!”这样,我们就计划突出一、二个大队,插到顽军的背后,内外夹击,打垮张顽的攻势。如果不成,再组织突围。深夜两、三点钟,我们正准备组织反击,外面枪声忽然稀疏了,再过一刻,枪声竟然完全停止,顽军撤退了。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顽军中起了内讧,互相指责,其中平度李德元部一气之下丢下张金铭,把部队撤走了,张金铭独木难撑,在绝望中急忙收兵,撤出战斗。这一仗我们歼灭张部一、二百人。

张金铭溃败后,其它几股顽军也就不战而退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反顽斗争,以顽军连续挫败而告终。

联军赢得了反顽战斗的胜利,在人民群众中声威大震,影响深远;同时也慑服了其它顽军,稳定了胶东的形势,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金铭被我痛击后,主动派代表来黄县和联军谈判,承认是他们主动进攻掖县的,负有肇事的罪责,今后愿意联合抗日。这是胶东我党、我军首次取得反摩擦的重大胜利。

五、政权的建设在巩固在强化

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权建设走在路上。

随着反顽作战的发展和胜利,三支队内部的斗争也在日益激化。赵森堂和王文峰的野心越来越露骨。王文峰公然说“一个槽里拴不住两个叫驴,这样下去怎么行,我们要自己干”。他们出于鲸吞掖县和三支队的罪恶目的,积极利用其公开合法地位和社会关系,大肆活动,安插亲信,拉拢和扩大他们的势力。特支委对赵、王一伙分裂和篡夺武装的阴谋,早有察觉并高度警惕,同他们进行了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希望他们改弦更张,悬崖勒马,真心真意地同我们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可是他们却利令智昏,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攻克县城不久,他们就曾利用办中队长训练班名义,收买人心,罗致亲信。赵森堂的干将王春塘、杨辅庭在训练班上疯狂地诬蔑共产党“不服从中央领导”、“破坏抗战”等等。

反顽期间,赵森堂对其亲信说:“打什么啊!打来打去,还不是国民党(张金铭)打国民党(指他自己)。我们不能卖力”。二大队长王春塘公然在部队中说:“张金铭为什么打三支队?就是打的政治处,政治处是一窝子共产党。”他还公开审问中队长、分队长,说什么“你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现在只有服从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赵森堂趁着反击张金铭的时机,借口支援前线,暗地里搜罗武器、经费,秘密召开乡镇长会议,进行反共动员。私自扩充卫队四十多名,还建立了一个秘密武装大队。

反顽战斗刚结束,赵森堂又勾结平度的尚性初,携带原国民党第八专区专员厉文礼的委任状,来掖县接任县长,企图夺取政权。在支队部会议上大家痛斥:“敌寇侵占胶东时,他们哪去了?现在又来‘收复失地’,厉文礼有什么资格向掖县派县长,尚性初算什么东西?”当场揭露了赵森堂、王文峰的阴谋,并把尚性初缴械撵跑了。

七月初,支队突然接到秘书处老党员王庆轩同志的告急情报:赵森堂等阴谋在“七.七”抗战一周年那天进行叛乱,阴谋杀掉三支队的主要领导同志,篡夺整个三支队和掖县政权。这样一来,共产党同赵森堂的斗争,已经不是什么争取团结的问题,而是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了。

7月3日午夜时分,郑耀南、李佐长和张加洛三位支队负责人,紧急磋商,一致认为,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保卫三支队,必须当机立断,立即收拾这伙暴徒。任何犹豫和拖延,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都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7月4日上午8点许,郑耀南、张加洛先后来到支队部,随后赵森堂、王文峰陆续赶到。按照支队预定的计划和周密的安排,张加洛一见赵、王的面,便转身闪出门来,对布置在门外的卫队焦伟堂等一挥手,低声说:“快进去”,这时,郑耀南同志也随着闪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卫队一冲进去,就用枪指着赵森堂、王文峰大喊:“不许动”,赵、王急忙掏枪,可是为时已晚。霎时间,赵森堂的脸色蜡黄,手脚痉挛,发出颤抖的声音,苦喊着“德卿(郑耀南的字)有话好说嘛,这是干什么?”王文峰在一旁哀鸣:“糟了,完了”,接着,卫队把赵、王押到西厢,砸上了脚镣。

同一天,潘晨熙同志带人前去过西镇五大队部与大队政委姜兢一同志商定,以提枪为名,邀请五大队长杨辅庭参加宴席。在宴席上将杨辅庭抓获。同时,卫队在励新书店抄出了叛乱分子的委任状、关防、印信、叛乱计划等铁的罪证。第二天一早,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全部受到应有的惩处。

这就是三支队所说的“七.四事件”

“七.四事件”,清除了反动分子,巩固加强了抗日队伍,保卫强化了抗日政权。这一事件,对不久后统一党在胶东的抗日武装,统一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和前提;而这种统一,又为日后坚持胶东长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三支队平息叛乱后,八支队便开拔西返,三军总部则由蓬莱进驻黄县,胶东特委改为胶东区党委。“七。四”事件前后,特委和区党委派来了几批政工干部,其中有林月樵、张寰旭、杨德之、秦建平、车学藻、阎毅、李拙民等同志,接着,又派李耀文同志来三支队担任政委,进一步加强了党对三支队的领导。三支队同志对从三军派来的干部,竭诚欢迎,亲密共事。

8月初,原三军负责人林一山,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同志,先后来到掖县商谈三军与三支队合编问题。1938年8月12日,三军与三队合编顺利告成。从此,胶东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了。合编后,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机关全部转移到掖县,掖县成为当时胶东抗日的中心。9月18日,三军和三支队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这就是后来具有光荣战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胶东部队的前身。

（作者简介:赵培策,曾任职市委研究室,市农委副书记,市农业局副局长、调研员。多次参与胶东草命史研究并编撰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