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地下市委书记王斗生。

抗日救国会部分骨干成员在毓璜顶合影。

烟台地下市委在南山路德寿里的办公旧址。

滕振贤

1938年2月烟台沦陷后，由于日伪当局的严密封锁和残酷统治，中共地下组织暂时停止了在市区的活动，全体党员和大部分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先后撤离市区，这对整个城市的抗日斗争造成很大被动。为了尽快在市区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团结和带领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斗争，胶东区委按照党在敌占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于1939年初决定派人进城发展党员，建立日军占领后的市区地下党组织。

从党组织空白

到中共烟台地下市委成立

为慎重起见，胶东区委组织部在1938年冬天选派曾在烟台益文中学读书的共产党员王斗生秘密回到烟台市区，详细了解情况，寻找关系，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市区党的地下组织创造条件。王斗生秘密进入市区后，首先找到曾在益文中学的老同学吕品，而后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具有强烈抗日愿望的义顺花边庄青年工人王国藩、孔繁增、王力三等三人。他们一起对下一步的工作措施进行了详细研究。随后，王斗生带着这些情况和自己的意见返回抗日根据地，向胶东区党委领导作了汇报。

胶东区党委基本同意王斗生的意见和工作安排，并于1939年春节后派他和招远县委委员马章玉、抗日干部家属孙鸿志等人，从掖县（今莱州）虎头崖启程赶往烟台市区，以一个普通家庭的形式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和注意，孙鸿志还带上自己刚满三岁的孩子，与王斗生假扮成夫妻，临时住在东南台子村一处普通民房里。王斗生以义顺花边庄东家的身份，秘密领导着几个人共同开展工作。马章玉装扮成肩挑小贩，负责交通工作。

一切安排好后，王斗生首先做的工作就是尽快发动社会进步力量，建立地下抗日组织，并从中物色党员发展对象，为恢复党的地下组织打基础。第一个被他发展的抗日骨干人员就是其老同学吕品，而后是进步女青年白素和学生出身的解志一等人。他们在王斗生的领导下，利用在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创办的工人夜校学习的机会，把那些一直不满日伪统治却又找不到政治出路的青年人团结到身边，然后再引导他们参与到抗日活动中来。这些青年中，有刘锦秀、马金波、刘锦云、杨永娜、段秀娟、王翠兰等多名绣花界、发网界的青年女工，以及已经与王斗生有过简单接触的义顺花边庄青年工人王国藩、孔繁增、王力三等人。吕品、白素利用在工人夜校和在基督教男青年会参加有关活动的机会，组织大家秘密阅读进步书籍，向大家介绍全国抗战形势，并取“团结、友谊”之意，秘密成立了“青年团契”组织。他通过教唱抗日歌曲，组织开展纪念“九·一八事变”活动等，激发这些人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让他们及时了解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全国、全省以及胶东地区的抗战形势等，增强其抗日斗志和勇气。

1939年4月，随着市区抗日力量的增强，建立抗日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王斗生决定，以吕品、白素、解志一等人为骨干，成立烟台抗日救国会，他自己为主要负责人，具体工作由吕品主持。烟台抗日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把广大社会青年、苦力工人团结在党组织周围，进一步培养和发展抗日力量，扩大救国会规模，进而向胶东抗日根据地输送青年骨干力量。到1939年5月，吕品、白素、解志一等人在绣花界、发网界女工和益文学校、焕文中学、真光女中、崇德女中等在校学生中先后发展抗日救国会会员45人；在义顺花边庄、西沙旺、华丰街、益文学校、焕文学校和一些工厂，先后建立起烟台抗日救国会小组，会员几乎遍布市区各个行业和学校，形势非常喜人。

为鼓励更多青年人积极为抗战做出贡献，烟台抗日救国会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秘密创办了油印小报《十日吼》。该报每10天出一期，每期发行30份左右。办报地址设在秋风胡同22号白素家里，编辑和印油等工作都由吕品、白素负责，费用也由他们出。报纸内容主要是转载胶东《大众报》的有关文章，介绍全国和胶东地区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也刊登一些他们自己撰写的文章。后来，由于稿源困难和经费不足，改为每半月出一期，名字也改为《抗救半月刊》。在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岁月，烟台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和进行的一系列宣传活动为进一步唤起市区各界民众共同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烟台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会员队伍也不断壮大，为市区党员队伍的快速形成和党组织的恢复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根据这一情况，王斗生着手制定党组织发展计划，并在烟台抗日救国会会员中挑选积极分子，培养党员发展对象。1939年5月，王斗生秘密介绍吕品加入党组织。后来他又陆续发展王力三、王国藩、孔繁增、解志一四人加入党组织。至此，市区的党员队伍初步形成。7月，经中共胶东区委批准，烟台市区第一个党的地下组织——中共烟台地下支部成立，中断活动一年多的市区党组织由此得以恢复。党支部成员分工是：王斗生任书记，吕品任组织委员，解志一任宣传委员，马章玉任交通员，王国藩分管财务工作。

为加强与胶东区委的工作联系，党支部在招远县辛庄村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由交通员马章玉负责情报接送。自此，烟台市区党组织的活动很快就全面开展起来，抗日烽火被成功点燃，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特别是在党员队伍发展上，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到当年秋季，市区党员人数已经达到十几名，组织活动也非常活跃。根据这一情况，经胶东区委批准，当年9月烟台地下党支部改组为中共烟台地下市委，王斗生任市委书记，吕品任组织委员，解志一任宣传委员。到年底，党员人数已增至二十多名，烟台抗日救国会会员增至五十多人，新的政治局面终于出现。

在烟台地下市委领导下，党组织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政治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市区以外的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也陆续进入市区，进行组织发展和开展抗日活动。

1939年12月初，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王力平因病临时住进烟台毓璜顶医院。治病期间，他充分利用医院的有利条件，在医护人员和病友中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并发展了几名党员和革命骨干。为进一步扩大工作面，他在医院内秘密成立了烟台抗日救国会第六分会（医药卫生分会）第十八支部，吸收身边熟悉的一些人入会。并据此向有关医护员工宣传国际国内形势，揭露日军在全国各地进行烧杀抢掠等暴行，开展政治宣传等。后来，他又在抗日救国会骨干成员中发展了两名共产党员，并建立起该院第一个党小组，他自任组长。毓璜顶医院的抗日救国宣传工作由此进一步活跃，也吸引更多人加入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

随着烟台地下市委的建立和党员队伍、抗日救国会队伍的不断扩大，烟台对胶东地区抗战的支持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人才输送方面尤为明显。1940年初，根据胶东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战场需要，中共烟台地下市委开始从党员队伍、抗日救国会会员和社会进步青年中挑选骨干人员，分批秘密输送到抗日根据地。第一批被派往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人员中，有吕品、白素、程怀仁、游一民、蔡建群、王非、刘锦秀、刘锦林、马金波、程鸾翔、康健、王伟、路一等。1940年春节后，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输送工作不再大批进行，而是改成分散、小批进行。其中，有的临时扮成新婚夫妻走娘家，有的扮成兄妹走亲戚出城，还有的扮成流动传教士单独上路。后来，这些人经过在胶东区委党校和八路军抗大分校政治学习和集中培训后，分别被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有关部门和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

烟台市区

党组织的再次崛起

由于大批党员和抗日救国会会员先后离开烟台市区前往抗日根据地，党员骨干力量减少过多过快，致使市委和抗日救国会的许多工作没有衔接好，再加上市委领导层缺乏敌占区秘密工作经验，有些活动遭暴露或出现险情，党的地下工作遇到很多困难。1941年春天，市委的工作已引起日伪当局的盯防，敌特人员经常对我们的一些人进行跟踪和围堵，给市委和抗日救国会的工作造成很大被动。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再加上受当时正在进行的“肃托”运动影响，上级有人过分夸大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全盘否定烟台市委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对王斗生本人也大加指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胶东区委决定，让烟台市委尽快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王斗生本人撤回抗日根据地，市委和抗日救国会的工作暂时停止。到1941年3月，市区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全部撤离，市委随之解体，组织发展再次出现空白。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41年，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皖南事变等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国内外形势都发生重大变化，这也促使日军更把中国变成继续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他们在坚持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诱降、军事打击的同时，把战略重点由进攻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变为与投降派、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勾结，共同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封锁和大“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再次出现严重困难。为此，胶东区委、军区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于1941年春天开始全面发起为期五个月的反投降派战役，不但彻底粉碎了日伪军进行的“蚕食”、封锁和大“扫荡”，而且将投降派和顽固派队伍彻底打败赶走。在战场胜利大好形势鼓舞下，烟台市区地下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开始加紧进行。

1941年春，中共烟台西郊北皂村特支成立，书记为牟更生，组织委员为王自力，宣传委员为曲世艳。特支辖之前成立的珠玑村党支部。由于特支中从领导成员到普通党员多数是女性，故被戏称为“女儿国”党支部。从此，在北皂村和珠玑村一带就形成了一支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妇女党员队伍，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带抗日斗争的发展。北皂特支除了发动全体党员在群众中积极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外，还让一些教师党员利用讲课机会，向学生讲述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日战场英勇杀敌的故事，教唱《大路歌》《新的女性》等抗日歌曲。同时，从年龄较大的进步学生中物色党员发展对象和抗日积极分子，以扩大党员队伍和抗日骨干力量，增强党的政治影响力。这年夏天，珠玑小学党组织发动学生举行反对伪乡长公开破坏抗日工作的游行集会和罢课活动，取得较好效果。后来，上级党组织又指示北皂特支注重党组织发展和宣传教育工作，为抗战培养更多骨干力量。于是，这些党员就继续利用珠玑小学这一有利场所，积极组织学生阅读郭沫若、冰心、鲁迅等人的进步书籍，并一起探讨交流人生，提高学生们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勇气。通过不断教育和培养，先后有五六名在校学生加入了党组织。

1941年，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央书记处对山东城市工作的指示，对胶东区的城市抗战工作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党内加强城市工作政策教育，对派往城市的党员干部要力求精干，政治上要有绝对保证。胶东区委按照山东分局这一指示，立即举办了城市秘密工作训练班，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和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及方式方法等，为更好地开展城市地下工作做好准备。

1941年10月，胶东区总工会选派经过培训的共产党员刘凤至秘密来到烟台市区探察情况，选择确定落脚点和建立联络点，为下一步正式开展党的地下活动铺路。1942年11月，刘凤至通过堂兄刘凤桐、刘凤竹等人的关系，以天成德杂货铺店员和鞋铺鞋匠的身份为掩护，开始在市区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刚开始，他主要以做鞋、修鞋和卖鞋为名，利用在市区街头摆摊或出城赶黄务、莱山、只楚大集等机会，秘密建立个人关系，团结社会进步力量，物色党员发展对象。他还采取结拜把兄弟和拜干姊妹等方式，先后在民丰纺织厂、同源兴皮货铺等处秘密建立地下工作点，先后团结了一批工人、店员，并开始从中挑选党员发展对象。就这样，他先后发展刘凤桐、刘凤竹、滕维芳、汪克明等十多人加入党组织，市区的党员队伍由此初步形成。后经胶东区委同意，刘凤至又主持成立中共烟台地下支部，他担任书记，刘凤竹和滕维芳为委员。自此，已经停止组织活动达一年半之久的烟台市区党组织又重新得以恢复，各项活动全面展开。

不久，刘凤至根据上级党组织提供的线索，在烟台南山大粪场与失掉组织联系的老党员于宪臣接上了关系。刘凤至大力协助于宪臣开展组织发展工作，很快在掏粪工人中相继发展了几名党员，并建立起党小组。后来根据上级要求，烟台地下党支部又派人到日伪相关部门寻找发展对象，培养和安插潜伏人员，先后发展西郊汽车站日军翻译王洪仁、正阳街日军修械所工人毛桂荣、东山日本武原部队兵工厂工人迟文培、民丰工厂工人王淑贞等人为共产党员。这样，烟台市区党组织发展工作和地下抗战斗争都得以全面开展，抗战曙光终于出现。

1942年秋，中共北海地委决定成立中共福东工作委员会，任命姜连水任工委书记，王绍吾任组织委员，刘喜钧任宣传委员。同时还确定，烟台西郊、南郊和福山县城以东广大农村为福东工委的主要活动区域，其主要任务是在烟台市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扩大和巩固党的力量，为对日军进行大反攻做准备。

此时，盘踞在烟台市区的日伪军仍经常出城清乡“扫荡”，肆意屠杀和残害无辜百姓，抢掠群众的财物。郊区周围多股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也四处骚扰和勒索百姓，并经常与当地抗日武装发生摩擦，给抗日活动带来很大麻烦。面对这种情况，福东工委采取分散领导的方法，让工委领导成员分头下到周围各村，以干农活为掩护，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工委书记姜连水和其他人员，在西牟、南上坊、珠玑、南仓、北皂、夏家、卧龙等村先后发展党员三十多名。其中，有的党员很快就被输送到前线部队；有的被派进烟台市区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至此，党组织活动很快从市区西部、南郊逐渐向市区覆盖，市区抗战形势进一步好转。

根据烟台市区党组织分布不均等情况，1943年春中共胶东区委组织部又选派烟台籍女共产党员马金波秘密返回市区，按照区委关于“在市内秘密发展党员，广泛联系群众，建立地下党组织，积蓄力量，为解放烟台做好内应”的要求，秘密开展市区党组织发展工作。她返回市区后化名“马维奇”，以在外地上学归来的名义，在市区东部崇德女子中学以一名普通学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到同学家里复习功课或到朋友家串门、去亲戚家探访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社会情况；与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建立感情，向他们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有关情况、各地抗战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等，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并从中物色党员发展对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物色和培养，她先后在这些人和伪警察队伍中秘密发展了栾哲夫、马玉林、马莲荣等十多名党员。后来，她在市区东部建立起另一个党的地下组织——中共烟台地下支部，也叫“市区东部地下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马玉林、马莲荣为委员。这个党支部建立后，很快在三马路东边的马玉林家秘密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系点和情报工作站。地下党支部按照胶东区委关于“不断扩大组织，发展力量，长期隐蔽，以待反攻，不搞公开活动”等要求，发动党员搜集敌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重要情报，然后再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把情报秘密送到胶东抗日根据地。同时，为进一步做好收复烟台的准备工作。烟台地下党支部要求每个领导成员和全体党员，在大力开展工作的同时，严密监视敌人动向，切实做好护厂护校等工作，防止敌人狗急跳墙进行新的破坏活动。这样，这个党支部就与刘凤至领导的市区西部党支部一起，成为领导全市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共同为城市的最后收复作准备。

烟台市区地下党组织坚持敌占城市中的基本工作方针，积极积蓄各方力量，为收复烟台做内应。与此同时，中共胶东区委各部门、八路军胶东军区、中共北海地委、胶东区公安局、总工会、青年团等方面，都陆续派出党员、干部和地下工作人员秘密进入烟台市区，全面开展抗日斗争。我方人员中，有的很快就打入日伪有关部门内部，开始搜集敌人情报，建立和扩大内部关系网，进而瓦解和动摇敌人的内部力量；有的则利用各种方式直接深入日伪队伍内部，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和策反活动，以争取更多日伪官兵尽快回到抗日阵营里来，为最终收复烟台创造条件；也有的秘密打入日军后勤部门和伪工商部门内部，为抗日根据地提供急需物资等。总之，在这一阶段里，烟台党组织的陆续恢复与快速发展，很快解决了市区党组织力量严重不足和抗日活动时断时续等问题，为烟台市区的最后收复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